》继斩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后，又在第97届奥斯卡捧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四座奖杯，这个似曾相识的登顶轨迹，将我们的记忆拉回五年前那个改写电影史的夜晚——2020年，以同样势如破竹的姿态，成为首部同时征服金棕榈与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亚洲电影。

　　奉俊昊用手术刀般精准的黑色幽默，在贫富对撞的寓言中植入令人窒息的惊悚基因。当蜷缩在半地下室的基宇一家，通过精心设计的身份伪装渗透进朴氏豪宅时，这场始于谎言的寄生游戏，最终在暴雨冲刷的阶级断层中迸发出血色真相。导演坦言，这段始于大学家教经历的创作原点，犹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首枚骨片，层层递进地叩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痼疾。

　　值此导演新作《编号17》登陆内地银幕之际，我们特别编译《好莱坞报道者》的独家专访，通过奉俊昊导演的创作剖白、核心团队的幕后解密，以及颁奖季亲历者的多维叙述，重现《寄生虫》横扫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封神之路，也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寄生虫》能有如此现象级的表现，几乎是一个奇迹。

　　编剧: 奉俊昊/韩进元主演: 宋康昊 /李善均/ 曹汝贞 / 崔宇植 / 朴素丹 / 李姃垠 / 张慧珍 / 郑知晓 / 朴明勋 / 朴叙俊 / 朴根禄 / 郑贤俊 / 朴孝新 / 安德烈亚斯·弗龙克

　　奉俊昊（Joon-ho Bong），韩国著名导演，凭借《寄生虫》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拉里·卡拉斯泽斯基（Larry Karaszewski），2018-2020年与黛安娜·韦尔曼共同担任奥斯卡外语片奖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

　　珍妮特·杨（Janet Yang），奥斯卡学会理事，2019年至今；担任主席，自2022年至今

　　简·方达（Jane Fonda），美国影星，凭借《柳巷芳草》、《荣归》二封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斯蒂芬妮·阿兰（Stephanie Allain），第92届奥斯卡联合制片人

　　在奉俊昊执导的韩国黑色喜剧《寄生虫》创下奥斯卡历史五年后（该片成为首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其制作团队、发行方、宣传人员及译者畅谈其策略、挑战与荣耀时刻。

　　本季获得奥斯卡提名最多的影片是全程使用西班牙语对白的《艾米莉亚·佩雷斯》。该片狂揽13项提名——不仅刷新了非英语电影提名纪录（此前《卧虎藏龙》与《罗马》各获10项），更以仅一项之差逼近影史最高提名纪录，而且这其中包含最佳影片提名。角逐奥斯卡最高奖项的非英语影片并非独此一家，同样入围的还有葡萄牙语作品《我仍在此》。这般景象在数年前还难以想象——直到五年前奉俊昊的《寄生虫》横扫奥斯卡。本文将带你回顾，这部不同寻常的韩国电影当年如何在奥斯卡缔造历史。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简称“学院”）成立于1927年，最初名为“国际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但在学院的大部分历史中，它并不“国际化“——其成员绝大多数常驻洛杉矶、纽约或伦敦，且除最佳外语片奖项外，几乎所有奥斯卡奖项都只提名英语电影参与角逐。这项后来被称为奥斯卡的奖项，长期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在《寄生虫》之前，奥斯卡近百年间仅有11部非英语影片获得最佳影片提名。至于获奖，简直是天方夜谭。

　　马克·约翰逊（2001-2011年及2013-2018年担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执行委员会主席）：让我深感痛心的是，美国观众——甚至是学院评委，对于带字幕的电影缺乏基本的耐心。

　　奉俊昊：我中学时订阅过一本电影杂志，每期都会附带一张历届最佳影片的获奖名单。我当时就想，“这些一定是非常重要的电影”。

　　2015年奥斯卡理事会奖颁奖期间——正值首轮“奥斯卡全白提名”风波后数月、第二轮争议爆发前——时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的谢丽尔·布恩·艾萨克斯（Cheryl Boone Isaacs ）宣布启动A2020改革计划：承诺在2020年前实现学院有色人种及女性成员数量翻倍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学院开始将目光投向以往较少吸纳新成员的全球多地。这些地区不仅普遍使用非英语语言，而且他们不像讲英语的人那样排斥带字幕的电影。

　　奉俊昊：2015年，我和一些韩国制片人、演员成为了奥斯卡评委。我知道学院存在的问题，并且他们也正在努力变得更加包容。回过头看，我觉得我成为首批加入评委阵容的韩国电影人之一，也算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

　　到2015年，学院中约有12%的成员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而到了2019年——《寄生虫》上映的那一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25%，其成员遍布全球六大洲的75个国家。与此同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学院成员也开始拓宽视野。

　　约翰逊：我认为，电视行业功不可没。尤其是网飞（Netflix），它播放了西班牙语、韩语等多种语言的影视作品，而且似乎找到了广泛的受众群体。

　　2019年奥斯卡颁奖礼（即《寄生虫》获奖的前一年），最佳影片颁给了《绿皮书》，这一结果引发了强烈争议。但鲜少被讨论的是：非英语电影《罗马》几乎可以说是当年最佳影片的有力竞争者。阿方索·卡隆凭借该片拿下最佳外语片奖时调侃道：我从小看外语片长大，从《公民凯恩》、《大白鲨》、《罗生门》、《教父》和《精疲力尽》中汲取灵感。 仅仅数月后，奥斯卡便将最佳外语片奖项更名为最佳国际影片。

　　拉里·卡拉斯泽斯基（2018-2020年与黛安娜·韦尔曼共同担任奥斯卡外语片奖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奖项改名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一直未被提上日程。直到卡隆开了那个玩笑——我在学院任职这么多年，这是极少数重大改革提议零反对的案例。

　　卡拉斯泽斯基：过去若要参与“最佳外语片”入围名单投票（即决选五部提名影片），评委必须看完所有入围作品，而唯一途径是亲赴洛杉矶参加专属“国际评审组”的放映。虽然许多人轻视这个小组，但组内200到300名成员每周坚持观看三四部影片，态度极其认真。尽管如此，黛安娜和我还是认为评审群体过于局限。所以，当我们推出学院成员专用的流媒体应用时，我们将入围影片同步上传该平台，并在洛杉矶以外举办了多场放映。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就是《罗马》差一点拿下最佳影片奖的那一年。次年，我们决定通过流媒体平台向全体学院会员开放入围名单中的10部影片——任何看完10部影片的人均可投票，结果参与人数爆炸式增长。具体数字不便透露，但投票群体从少数精英扩展至大批会员。这项改革实施首年，《寄生虫》便夺得了最佳影片。

　　在《寄生虫》之前，奉俊昊已经凭借六部作品确立了自己作为大师级导演的地位。他在美国的最大支持者是电影行业高管汤姆·奎因（Tom Quinn）。他们的首次相遇是在2006年，当时奎因所在的木兰花影业（Magnolia）发行了奉俊昊的电影《汉江怪物》。后来，在2013年，当奎因在韦恩斯坦公司(The Weinstein Co.)旗下的Radius-TWC厂牌担任负责人时，他将奉俊昊遭遇发行困境的电影《雪国列车》从搁置危机中解救了出来。

　　克里斯蒂娜·齐萨（2012-2015年担任Radius-TWC公关经理，2017-2020年担任Neon公司公关副总裁，并自2020年起担任Neon公司公关总裁）：《雪国列车》本来是韦恩斯坦公司（The Weinstein Co.）的电影。但在电影剪辑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韦恩斯坦公司基本上将这部电影搁置了。汤姆与奉俊昊合作多年，所以他对哈维·韦恩斯坦说，“你手头有奉俊昊的电影却压着不发行？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想要这部片子，给我！”

　　2017年，奎因成立了制作与发行公司Neon，它凭借同年收购并发行的《我，花样女王》而崭露头角——该片获得了重要的奖项提名。一年后，奎因仅凭尚未开拍的剧本，便从韩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CJ娱乐手中购买了《寄生虫》的北美发行权。

　　Neon 首席执行官汤姆·奎因是《寄生虫》奥斯卡宣传活动的幕后推手。在制定了一项非传统的周末首映策略后，他说：“我接到同事的电话，他们说，‘你们会错失机会。’但我说，‘我要去的地方比你们想象的要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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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奎因：在《玉子》之后，我们决定跟进奉俊昊拍的每一部电影。我们买下《寄生虫》北美版权的价格在当时对于一部外语片来讲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寄生虫》讲述了当代韩国一个贫困家庭渗透进另一个富裕家庭的生活以及家中的故事，影片充满了喜剧与戏剧性。这个故事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奉俊昊的个人经历。

　　奉俊昊：在我上大学时，我曾给一个非常富裕家庭的中学生做家教。我想强调一下，那是个男孩，不像电影中那样是个女孩——我们之间可什么都没发生！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已经是那个男孩的英语家教了。那家人说：“我们还需要个数学家教。”虽然我数学烂得要命，但她还是把我介绍给了那家人。于是我就这样成功潜入了那个家庭。当然，两个月后我就被解雇了，因为我的数学实在太糟糕了。虽然已是30年前的往事，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栋房子时的情景。我记得他们在二楼有个私人桑拿房，那时我简直无法想象私人住宅里能装桑拿。对了，《寄生虫》里二楼也有个桑拿房。

　　当Neon公司介入《寄生虫》的发行时，它的员工还不到30人，且没有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奎因在Neon的第一位雇员是克里斯蒂娜·齐萨（Christina Zisa），她曾帮助Radius-TWC厂牌连年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奎因：她是Neon公司的掌舵人。公司的大小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克里斯蒂娜亲自操刀或点头认可的。

　　为了《我，花样女王》和后来的《寄生虫》，Neon还保留了一支小而强大的外部顾问团队，包括Perception PR的莉亚·雅尔杜姆（Lea Yardum）、Cinetic Marketing的瑞安·韦尔纳（Ryan Werner）和ACME PR的南希·威伦（Nancy Willen）（奎因曾于90年代在威伦的公司担任初级公关）。

　　齐萨：我们在问自己，“各个领域内谁做得最好？”我们要做的就是组建一个最具综合性的团队。

　　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预算为1100万美元，于2019年3月完成制作。这一年，韩国电影行业迎来了百年纪念。戛纳电影节邀请它作为竞赛影片，在5月进行全球首映。

　　齐萨：我是在阿拉莫影城的员工内部放映会上看的。结束后在地铁站台，我忍不住感叹，“这电影太完美了”。

　　莉亚·雅尔杜姆：我第一次看《寄生虫》是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而不是在影院，就在戛纳开幕前。说来惭愧，但事实如此。有时因为时间紧迫或其他原因，你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观看电影。不过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即使是在笔记本电脑的小屏幕上看，这部电影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

　　戛纳前期，奉俊昊需要接受一些媒体采访。尽管他会讲一些英语，但仍需要翻译的协助。

　　乔什·哈鲁图尼安（Josh Harontunian,公关人员）：戛纳前，我的朋友Nico Chapin请我帮忙推荐一位韩语翻译。当时，Nico正在为Cinetic工作，急需为奉俊昊导演安排一次采访。我刚刚为李沧东的电影《燃烧》做完了公关工作——这部电影是韩国第一部入围奥斯卡短名单的影片，收到请求后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名字：莎朗·崔（Sharon Choi），她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翻译。

　　当时25岁的莎朗·崔生于韩国，长于韩国，只有8到10岁之间在洛杉矶生活并学会了英语。作为一位有抱负的电影人，她后来重返美国并就读于南加州大学（USC），从那时起她开始向朋友们介绍奉俊昊的电影。

　　莎朗·崔：我仍记得第一次看《雪国列车》时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文和韩文同时出现在大银幕上。那一刻，我感动得不行。对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

　　崔在2016年毕业后回到韩国，并开始担任一位驻美导演的助理。在一次问答环节中崔为他做翻译，这也为她后来参与《燃烧》的公关工作提供了契机。就在此后的一年，她接到了帮助奉俊昊完成单人采访的请求。

　　崔：CJ公司有自己的翻译团队，但奉俊昊导演对他们不满意，所以他们开始寻找新的翻译。

　　奉俊昊：我们是在戛纳电影节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认识的，当时应该是为《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做专访。因为是电话连线，我始终没见到她本人，只听到她绝佳的嗓音和出色的传译。通话刚结束，我和发行公司的人不约而同地喊出”她太棒了！“

　　崔：第二天他们就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去戛纳待一两天。其实我早就安排好了去欧洲的行程——原本打算独自背包旅行的——而且计划里本来就有法国南部这一站，所以干脆调整了行程转去戛纳。我把那件廉价的优衣库衬衫胡乱地塞进了背包。因为不知道戛纳还有着装要求，我甚至没有合适的鞋子。

　　5月21日，昆汀·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全球首映礼刚刚落幕，《寄生虫》便在戛纳电影宫的卢米埃尔大厅迎来了全球首映。观众们反响热烈，放映途中多次自发鼓掌，结尾时全体起立鼓掌长达八分钟。

　　崔：现场的氛围震撼人心，仿佛所有人都处在同一频率上，我以前从未想过能与一群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凝聚力也许只有政治集会或防弹少年团演唱会才能比拟。

　　齐萨：汤姆从不在戛纳之前预先看我们的成片，他喜欢和观众一起去感受电影。所以在戛纳那场，才是他第一次观看《寄生虫》。

　　奎因：虽然读过剧本，但看到台词被鲜活地演绎依然令我激动不已。有个尴尬的插曲：放映前20分钟我就想上厕所。要知道，在卢米埃尔大厅的竞赛单元场次，和好友坐在黄金位置却中途起身离席，简直是最招人白眼的行径。可电影实在是精彩，我硬生生憋到散场，片尾字幕刚起就百米冲刺奔向洗手间。

　　《寄生虫》剧照，从左至右依次是崔宇植、宋康昊、张慧珍和朴素丹，他们扮演的是一个贫困家庭的成员，逐渐融入了当今韩国富裕家庭的生活。

　　观众席中还有好莱坞顶级公关公司ID的总裁玛拉·布克斯鲍姆（Mara Buxbaum）。2017年正当她的客户杰克·吉伦哈尔（Jake Gyllenhaal）为奉俊昊执导的《玉子》做宣传时，她曾与奉俊昊有过短暂的接触。此番她以另一位客户欧格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时任主竞赛单元评审）的嘉宾身份出席，全程陪同这位希腊导演观摩所有展映。

　　玛拉·布克斯鲍姆：我走出影院时心想，“我们刚刚见证了金棕榈得主。”那简直是颠覆性的。然后突然我看到奉俊昊带着团队离场，我瞬间失控，“天啊！”那感觉就像是披头士来了。第二天，我查了一下谁在负责他的公关，然后立马给他的美国经纪人打电话，开始猛攻——我一定要成为他的公关代理！”

　　奉俊昊：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玛拉时，我感受到了她的温柔与平和，她的笑容独具魅力，那一刻我就被她吸引了。我觉得我可以完全信任她，跟她倾诉我的一切。

　　崔：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到英语媒体的采访请求，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说，“对不起，可以再多待一天吗？”后来他们直接说，“事实上你能不能一直待到最后？”于是我只好取消了预定的八人间青旅床位，继续留在戛纳。

　　奉俊昊作为少数被邀请参加戛纳电影节闭幕式的导演之一，暗示着他获得了由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领导的评审团颁发的奖项。

　　崔：当他们宣布《大西洋》获得评审团大奖时，我们在后台尖叫不止，因为只剩最后一项大奖尚未揭晓——金棕榈。

　　2019 年 5 月，奉俊昊从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手中接过金棕榈奖杯。

　　奉俊昊：当汤姆说出我们该放手一搏时，我觉得这既不真实，也不切实际。

　　雅尔杜姆：我至今还记得汤姆说，这是部全能型影片，它注定要打破常规。

　　奉俊昊：我对冲奥机制完全陌生。我的上一部电影《母亲》虽由韩国选送、代表韩国竞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根本没开展过系统公关。

　　崔：他们只含糊告知，“秋季会有动作，所以多多留意。我们希望你能来洛杉矶支援。

　　奎因：最让我愕然的是，连许多业内资深记者都断言，看来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已经锁定了！而我就想：那其他类别呢？

　　齐萨：这是CJ首次真正参与一部奥斯卡级别影片的制作。他实质上充当了我们与所有主创人员之间的桥梁，尤其在项目初期。当时，奉俊昊导演已有美国经纪人和经理人，但团队其他成员在美国尚无代理合作方。

　　奎因：CJ为支持我们的总预算投入了100万美元的发行与宣传费用，这堪称慷慨之举。

　　奉俊昊：李美敬（Miky Lee，CJ副主席）和CJ决定支持此次奥斯卡的角逐。而与Mara（Neon影业CEO）的合作，就像严丝合缝的齿轮，我们共同打造了一场充满活力和真实感的冲奖行动。

　　布克斯鲍姆：Neon向奉俊昊承诺全力配合，奉俊昊也向Neon明确了所需的投入——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约定。

　　崔：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就想，“算了，应该没戏了。”但最后他们联系我说，“我们决定启动冲奖计划了。”

　　布克斯鲍姆：奉俊昊能讲一些英语，比如我们可以在共进晚餐时直接交谈。但他非常坚决地说，“不，我还是需要一个翻译。”我有点担心，这会不会降低他的媒体亲和力？

　　奎因：如果我们要求他必须用英语参与整个学院奖竞选，那将犯下典型的殖民主义式错误。事实是，他的精神内核植根于韩国，因此理应使用母语表达。

　　奎因：整个夏天我都倍感焦虑，不断自问，“我们究竟该如何在学院奖评选中杀出重围？”。恰在此时，我观看了艾拉·多伊奇曼（Ira Deutchman）讲述唐·鲁戈夫与Cinema V发行公司的纪录片《寻找鲁格弗先生》。影片展现了这位纽约先驱级院线商兼发行人如何打造电影帝国——他扶持的影片、改变的职业生涯、解锁的观众审美。这让我顿悟——我们正在尝试的其实并不新鲜。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焦点新闻》（《Z》，1969）早已走过这条路（这部由鲁格弗发行的希腊语电影曾获197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鲁格弗当年总在纽约单个影院独家首映影片，这启发了我们复制其策略，试图创造爆炸性单馆票房。该决策遭到普遍质疑，甚至有同行致电嘲讽：“汤姆，这根本行不通，你这是在自断财路。”但我回应——“我目之所及，超乎你们的想象。“

　　《寄生虫》于10月11日在纽约IFC中心首映，那周末的每一场放映都售罄。

　　齐萨：电视新闻台都到那里去报道《寄生虫》首映周末的排队情况，你想想看，这太疯狂了！你能看到它正在焕发新生。

　　奎因：我真的要感谢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焦点新闻》（《Z》，1969）和唐纳德·鲁格弗（Donald Rugoff）。”

　　接下来是秋季的电影节：特柳赖德、多伦多和纽约。在这些电影节上，许多影片要么是刚完成，要么是最后一次被观众看到。

　　崔：我刚拍完一部学生电影，穷得连能量棒都买不起。转眼却置身顶级电影节，周围全是我以前和朋友们讨论过的电影大师，还跟他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看到这个行业丰富驳杂的一面可真是大开眼界。我强装镇定自若，实则内心早已尖叫沸腾。

　　布克斯鲍姆：特柳赖德电影节执行总监Julie Huntsinger一开始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极小的放映厅，她笃定，“相信我，这肯定会奏效”。果然口口相传之下，到电影节尾声时，连Palm厅（主会场之一）都已爆满。多伦多影展再现盛况——场外排队长龙绕街数周，这部影片彻底引爆了话题漩涡。

　　宋（左）和奉俊昊在 2019 年特柳赖德电影节《寄生虫》放映会上，站在售罄的标牌旁合影。奉俊昊告诉《好莱坞报道者》 ：“特柳赖德电影节是冲奥征途的真正起点。”

　　奎因：这项冲奖工程的工作量巨大，它会占据你的整个生活。我记得在特柳赖德与奉导对谈时说过，“希望您能遵从本心，抉择何为真正重要之事。”因为这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那一刻，他做出了那个践行到底的决定。

　　有些人怀疑《寄生虫》能否与环球影业（《1917》）、索尼影业（《好莱坞往事》）、华纳兄弟（《小丑》）和Netflix（《爱尔兰人》）这样的巨头竞争，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但身处战局的人们并不这么认为。

　　雅尔杜姆：有时，人数少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容易。大家情报共享，没有信息壁垒，核心作战室仅数人坐镇，但正是这些人在冲锋陷阵。

　　齐萨：我们必须得精打细算，所以我们得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知道什么才能撬动整个局面。你不会看到《寄生虫》铺满50块大广告牌，但我们在关键期投放了数套以角色为导向的精美海报。说实话，开车穿梭在洛杉矶，目之所及是成千上万的广告牌。除非你有独特的创意能使你脱颖而出，否则在颁奖季你只不过是一粒炮灰。

　　雅尔杜姆：很显然，由于《寄生虫》是韩国电影，所以它最初并不符合美国编剧工会（WGA）的签约项目资质。但我们向Neon影业提出：“如果可能，我们应该与编剧工会谈谈，让它成为合格项目。”你必须向编剧协会解释为什么在制作时它没有签约，并且还要补足所有合规条件（包括追溯遵守工会最低基础协议MBA条款的昂贵程序）。我们跟Neon强调，“这对冲奖至关重要，因为编剧工会奖的颁发节点恰好与其他奖项的发酵期重合。”经过慎重的考量，Neon最终配合完成认证。后来影片斩获WGA奖时，我们深知这是战略布局的关键一役。

　　奎因：我不愿明说，但这确实是一种战术博弈——我们早知昆汀不会参加编剧工会奖的角逐（因为他从未加入过该工会），所以这正是我们抢占先机的赛点。”

　　雅尔杜姆：我们把握住机会在洛杉矶韩国城安排放映，并在当地韩餐馆举办小型招待会。起初我还担心学院成员是否愿意驱车前往市中心，但他们确实来了。

　　他们一直拖到12月初才寄送DVD样片。（当时仍是通过DVD邮寄给投票人）

　　齐萨：我们觉得，“要尽可能创造机会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将震撼效果最大化。”如果人们已经有了DVD，他们就不太可能来参加放映会。而且，如果你窝在家里看一部字幕版电影，难免分心走神，难道你会像在大银幕上看电影时那样沉浸其中吗？尤其是当剧情发生逆转时，全场观众同步惊呼，那感觉会一样吗？